邊界海洋工作關乎國家核心利益，是黨和國家外交事業重要組成部分。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邊海工作，始終把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頭等大事。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強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創造性地解決了各類邊海問題，有力維護了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全國人民積極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

1922年，黨第一次提出時局主張，明確要求取消列強在華特權，廢除各種不平等條約。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深刻指出，企圖用犧牲中國的領土主權換取日本停止進攻的想法，只能是一種幻想。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紫石英”號事件強調：“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同志多次表示，中國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

二、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鞏固邊海防安全，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周邊戰略環境不斷改善。

20世紀60年代，我國相繼與緬甸、尼泊爾、朝鮮、蒙古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劃定邊界線一萬余公里，占我國陸地邊界總長的近一半，形成了新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第一個高峰期。針對外國勢力侵犯我國領土主權，黨中央運籌帷幄，果斷決策，堅決反擊針對我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取得了多場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的維權勝利，有力捍衛了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同時，新中國不斷鞏固海防,開展海洋法治建設。1958年，我國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領海的聲明》，確定我國領海寬度為12海里。《聲明》是新中國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重要實踐。

三、改革開放以后，黨中央把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積極穩妥處理邊海問題，推動邊海外交邁上新臺階。

在“睦鄰友好、穩定周邊”外交方針指引下，我國相繼與老撾、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越南等6個國家談判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迎來解決邊界問題的第二個高峰期。至此，我國與14個陸地鄰國中的12個國家通過談判協商解決了邊界問題，劃定并勘定國界線約2萬公里，占我國陸地邊界的90%。同時，我們與印度、不丹就邊界問題加強溝通，保持未定界地區總體和平安寧。中國和印度就管控邊境局勢簽署協定，建立了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并達成了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中國和不丹1984年起舉行邊界會談，雙方就解決邊界問題指導原則達成一致，并簽署了《關于在中不邊境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

在維護海洋權益方面，我國積極參與制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構建公平合理的海洋秩序和推進全球海洋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國海洋立法不斷完善，全國人大通過多部涉海法律，為海上維權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時，我們堅持靈活務實處理海洋爭端。20世紀80年代末，我們在堅持“主權屬我”的前提下，創造性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為我國同鄰國妥善處理海上爭議提供了指南。在這一原則指引下，我們同東盟十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同菲律賓、越南等國締結雙邊涉海合作協議，同日本就妥善處理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同越南成功劃定北部灣海洋界線。

四、黨的十八大以來，邊海外交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實現以陸地為主向陸海統籌轉變、以安全為主向安全與發展并重轉變、從規則執行者向規則貢獻者轉變等一系列重大轉變，開辟了新時代中國特色邊海外交新局面。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穩妥處置了中印洞朗對峙事件和加勒萬河谷事件，有效管控邊界危機，有力捍衛了領土主權。我們穩妥推進南沙島礁建設，妥善應對南海仲裁案，推動南海問題重回由直接當事國談判協商的正軌。我們堅決阻遏域內外國家海上侵權，有力應對所謂“航行自由”行動，堅決反擊日本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實現對釣魚島海域正常巡航執法。

同時，我們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和海洋強國戰略思想，扎實推進涉海對話合作，妥善管控海上矛盾分歧，積極參與制定地區規則秩序。中日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同意通過對話磋商管控釣魚島和東海局勢。中韓正式啟動海域劃界談判，努力通過談判協商解決海域劃界問題。我們堅持“雙軌思路”，與東盟國家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推動海上低敏感領域合作取得新成果，南海建章立制邁出新步伐。

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方面，我們大力推動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邊境口岸開放升級，促進跨境經貿交流合作。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已與鄰國協議開放口岸100多對，規劃和建設17個國家級邊境經濟合作區，邊境地區互聯互通和口岸通關便利化水平不斷提升，陸地邊界管理法律體系日趨完善，為“一帶一路”建設和強邊固邊、興邊富邊提供了強大依托。

五、黨領導下的邊海外交百年歷程，體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經驗與啟示彌足珍貴。

首先，堅持黨的領導是根本。邊海問題大多是歷史遺留問題，涉及諸多復雜敏感因素。黨對外交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邊海外交的根本特征和優勢所在。黨中央歷代領導集體總攬全局，高瞻遠矚，堅決斗爭，克服重重困難，最大程度維護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維護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出發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堅決捍衛中國的正當合法權益。”黨在邊海斗爭中始終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為根本準則，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有力維護了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第三，和平解決是基本途徑。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本著公平合理、友好協商原則，通過談判同絕大多數鄰國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在涉海問題上，我們在堅決維權的同時致力于維護海上和平穩定，同當事國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通過談判協商解決海洋爭議。這些政策和做法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贊譽和認同，展示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意愿和決心。

第四，保持戰略定力是關鍵。邊海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長期復雜過程。我們準確把握邊海工作在國家總體安全戰略和發展戰略中的定位，始終保持戰略定力，牢牢把握解決邊海問題的主動權。

第五，加強統籌協調是保障。邊海工作既涉及重大政治外交問題，也涉及戰略和策略運用問題，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強化各方面協調配合，統籌好“維權與維穩”“機遇與挑戰”“安全與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確保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回顧百年，黨領導下的邊海外交波瀾壯闊。展望未來，邊海外交將迎來更加光明遠大的前景。我國邊海外交將繼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持續推進邊海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開啟依法治邊、依法治海新篇章，為推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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