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武漢東湖西岸的一棟老建筑樓里，湖北省檔案館的5名工作人員，穿著白大褂、戴著口罩，小心翼翼地把一張張照片固定在硬紙板上。他們要把5000多張湖泊照片，每60張匯編成一盒，做成湖北省湖泊的照片檔案。

這是湖北省檔案局建立湖泊檔案、搶救湖泊信息，給湖泊上“戶口”的收尾工作。

一張張美如仙境的照片，連同一冊冊文本檔案，記錄著湖北省湖泊的歷史變遷，也見證了這個“千湖之省”曾經的“殘湖之痛”和今日亡羊補牢，“護湖治湖”帶來的“湖運”之變。

必須弄清湖泊的“前世今生”

坐擁古代大湖“云夢澤”故地，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美譽。2016年11月，湖北省檔案館舉辦了一次“千湖之省·碧水長流”大型湖泊圖片展，參展的觀眾第一次看到一張154年前的湖北省地圖。在這張繪制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如山水畫般的地圖上，湖北全省百畝以上的天然湖泊有1500個。

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志》顯示，新中國成立初期，湖北省百畝以上的湖泊1332個;到了20世紀80年代，水利部門做的湖泊普查顯示，因圍湖造田，全省百畝以上的湖泊只剩下843個;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城市化的迅速推進，城市建設導致一些城市內湖被填平、侵占，2012年，這個數字變成了728個。

另一組數據，同樣在講述著“千湖之省”遭遇過的“殘湖之痛”。湖北省百畝以上湖泊的總面積，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528.2平方千米，縮小到2012年的2705.984平方千米。

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一場“向荒湖進軍，插秧插到湖中心”的運動，在“千湖之省”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那個“以糧為綱、全面插秧”的年代，全省湖區開展了大規模、高強度的圍湖造田運動，導致三湖、白鷺湖等原本100平方千米左右的著名大湖從江漢平原“蒸發”，曾經的湖北第一大湖——洪湖，“瘦身”一半。

此后，一些城中湖和近郊湖，在城市擴張和房地產開發大潮中，在鋼筋水泥的擠壓下，一步步退縮乃至消亡，一個個碧波長湖變成了一棟棟樓宇、一條條馬路。在“百湖之市”武漢，小東湖、玻璃蕩子、茶葉港、倒口湖等城中湖，逐漸沒了蹤跡。

“千湖之省”，是湖北美麗的名片，湖泊星羅棋布，向來為荊楚兒女自豪。眾多的湖泊，猶如“長江之腎”，吞吐、調蓄江水，更成就了歷史上“湖廣熟，天下足”的美名。然而，隨著湖泊的大面積消失，湖泊調蓄長江的功能大幅萎縮，水旱災害頻發，最近的就有1998年特大洪水災害，讓湖北人不僅對湖泊的消亡痛在心上，更痛在家園的損毀上。

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美麗中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著力推動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在“千湖之省”湖北，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思想為指引，轉變發展理念，湖泊的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成為全省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課題。

對“千湖之省”來說，關于大小湖泊的前世今生、生態變遷的數據等基礎信息，是“護湖治湖”的重要參考。但一度由于“把湖泊不當回事”，大規模“圍湖造田”“填湖蓋樓”，關于湖泊的基礎信息，自然不被重視。

湖北省檔案局館室處處長丁洪接受《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采訪時也指出，以前湖北雖然號稱“千湖之省”，但要想拿出這千湖的名稱、詳細史料以及具體生態狀況，沒有一個部門能做到，很多部門對湖泊的記錄也很零散。

“護湖治湖”，加緊搶救湖泊史料和信息，成為湖北生態文明建設中一項緊迫的基礎性工作。

“一湖一檔”，給湖泊上“戶口”

為每個湖泊建立完整的檔案，這項工作被湖北省湖泊和檔案部門形象地比喻為給湖泊上“戶口”。這項浩繁的資料收集工作，始于對湖泊的實地勘測。2012年，湖北省開始對全省100畝以上及100畝以下的城中湖，逐一勘測查清，登記造冊，突出“湖泊名稱、面積、水質、水量”四大重點指標，兼顧水生物。

歷時一年，“一湖一勘”任務完成，“千湖之省”的“湖泊戶口簿”初現雛形。

2012年10月1日，《湖北省湖泊保護條例》施行，《條例》對政府職責、湖泊保護規劃和保護范圍、湖泊水資源保護、湖泊水污染防治、湖泊生態保護和修復以及湖泊保護監督和公眾參與等，做了細致的制度設計。

次年，湖北省在全國率先組建了省級湖泊局。

在湖北省湖泊局綜合監管處處長張笑天看來，湖北的湖泊保護，從此有了專門的政策依據和職能部門，“此后湖泊數量不準減少，湖泊面積不允許縮小，再有侵占湖泊的行為，就會有人依規去管。”

建章立制、專設機構，只是邁出的第一步，要還清半個世紀拖欠的生態舊賬，實現湖泊的生態治理與修復，亟須一套更為完整、翔實的“湖泊戶口簿”。2013年4月，湖北省政府啟動《湖北省湖泊志》編纂工作，為每一個湖泊樹立一座“文字之碑”。2015年年初，歷時近兩年時間，500萬字，涵蓋列入湖泊保護名錄的755個天然湖泊和6725座人工湖泊(水庫)的《湖北省湖泊志》正式出版。

這既是一部記載湖北重要湖泊自然、地理和歷史的百科全書，又是一部描述湖北湖泊保護、開發和利用狀況的人文著作。這套書的三冊大部頭，詳細地記錄著一個個湖泊的地質地貌、水文氣候、歷史變遷、自然和人文景觀、湖區經濟、詩詞歌賦等生態信息和人文記憶。

在歷史上第一次，湖北省的每一個湖泊都有了專門的“戶口”。

2016年初，為了進一步完善湖泊信息、為湖泊保護提供必要的檔案資料，湖北省檔案部門主動出擊，尋求與省水利廳、省湖泊局等部門的合作，廣泛動員民間力量，以文本和圖片兩種形式，為全省755個湖泊建立了“一湖一檔”。

于是，湖北又有了一套內容翔實、資料完整的“湖泊戶口簿”。

如今，一冊冊裝幀規范的檔案卷宗，靜靜地珍藏在湖北省檔案館的老樓里，向人們講述“千湖之省”湖泊的水陸邊界和前世今生，為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推進湖泊生態保護與治理，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據。

“湖長”如同湖泊的“戶主”

在完成湖泊勘界、給湖泊初步“上戶口”之后，湖北要求縣級以上政府編制湖泊保護總體規劃，并劃定湖泊保護范圍，確定保護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向社會公示。

其中，湖泊設計洪水位以外區域對湖泊保護有重要作用的，劃為湖泊保護區。城市規劃區內的湖泊，湖泊設計洪水位以外不少于50米的區域為湖泊保護區。在湖泊保護區外圍，根據需要劃定湖泊控制區，原則上不少于保護區外圍500米的范圍。

“從2014年開始，武漢對全市166個湖泊劃定‘三線一路’的保護范圍，由藍線(水域線)、綠線(綠化用地線)、灰線(外圍控制范圍線)和環湖道路組成，藍線、綠線之內不得任意開發，灰線內的建設要與濱水環境相協調。”張笑天說。

為確保湖泊一個不少，武漢對各區的績效考核實行“違法填湖一票否決制”，“三線一路”作為認定違法填湖的基礎依據。

在歷史上，因重發展輕生態導致的水質變差，湖北和全國不少地方一樣，湖泊都經歷過生態之痛。

20世紀80年代，湖面上開始大面積出現圍網、圍欄養殖，養殖戶為了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在湖中大量投肥，魚類吃光水草，湖泊生態平衡遭到破壞，帶來的后果是湖水渾濁、水質變差。一些城中湖，在城市化進程中，遭遇污水直排、垃圾入湖，湖中清水變成黑臭水。

據《湖北省湖泊志》記載，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冶湖一碧萬頃，清澈見底。8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快速發展，一些高耗水、高排放、重污染的礦山采選等企業的工業廢水和大部分居民生活污水，未經處理就直排入湖，造成湖泊嚴重污染，水質惡化。監測數據顯示，2000年-2009年10年中，大冶湖水質以劣Ⅴ類為主，局部地區為Ⅲ-Ⅴ類。

湖北省政府2014年5月發布的《湖北省湖泊保護與管理白皮書(2012-2013)》顯示，2013年，全省對列入《湖北省第一批湖泊保護名錄》中的308個湖泊展開了水質監測工作，全省湖泊水質總體為中度污染，面積大于5平方公里重點湖泊的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城中湖泊水質總體為重度污染，富營養化現象較為嚴重。

在這個“千湖之省”，湖泊治理與生態修復變得刻不容緩。然而，在很長一段時期，湖泊治理處于“九龍治水”的尷尬境地，岸上管不了湖面，湖面管不了岸上，不同部門之間存在利益之爭，一些湖泊“多頭管”，一些湖泊又“無人管”和“管不了”……

為了加強對湖泊保護的統籌協調，2014年湖北在全省推行湖長制，由省市縣地方行政首長擔任湖長，在湖泊保護上走在全國的前列。從此，湖北每個湖泊的“戶口頁”上，有了明確的“戶主”。

2018年1月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在湖泊實施湖長制的指導意見》，對湖泊的保護做出了頂層設計，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將本行政區域內所有湖泊納入全面推行湖長制工作范圍，到2018年年底前在湖泊全面建立湖長制，建立健全以黨政領導負責制為核心的責任體系，落實屬地管理責任。

據張笑天介紹，到2017年底，湖北省就在全國率先完成了四級湖長制體系全覆蓋，比中央要求早了一年。同時又對湖長制進一步完善，在湖泊保護與治理上推行黨政同責，在省級層面，省委書記任第一總河湖長，省長任總河湖長，分管副省長任副總河湖長，跨市(州)重要河流、重要湖泊由省委和省政府負責同志分別擔任河湖長。各河湖所在市、縣、鄉分級分段設立河湖長，由同級黨委、政府負責同志擔任。

這樣一個責任明確、協調有序、監管嚴格、保護有力的湖泊管理保護長效機制，得以建立起來。各個層級的湖泊“戶主”，通過統籌協調，不僅能廣泛動員起各個部門力量加強湖泊管護，還能統籌湖泊、岸上與入湖河流的全流域污染治理，實現從“沒人管”到“有人管”、從“多頭管”到“統一管”、從“管不住”到“管得好”的根本性轉變。

“拆網”“退珠”，喚回湖湖碧水

給湖泊當“戶主”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各級“戶主”，除了要親自上陣巡查湖泊外，還要面臨嚴格的考核。

張笑天說，湖北省制定了以保面(容)積、保水質、保功能、保生態、保可持續利用“五保”目標為標準的考核體系，每年對各級湖長下達年度任務，次年初以“五保”目標進行量化考核，省里對各市縣考核，上級湖長對下級湖長考核，考核結果與干部的獎懲、任用直接掛鉤。

武漢長江大橋的漢陽一側，武漢市第二十三初級中學，與水面面積僅有0.076平方公里的蓮花湖隔墻相望。臨近退休年齡的社會實踐老師張愛華，仍惦記著隔壁這個城中湖的生態保護問題。

2010年，武漢市“愛我百湖”湖泊保護志愿者公益行動展開，張愛華成了其中一名護湖志愿者，并在次年擔任了蓮花湖的“草根湖長”。兩年后，武漢在全市166個湖泊探索民間湖長制，張愛華當上蓮花湖的民間湖長。2016年，民間湖長的職務從她個人轉到了學校集體，全校1400多名學生和90多名教師，成了蓮花湖生態的守護者。

武漢這個“百湖之市”的探索，也為湖北省的湖泊保護提供了經驗。湖北創新“雙湖長制”，湖泊“戶口頁”上，多了一個民間“戶主”，官方“戶主”統籌治理管護，民間“戶主”發揮監督作用。

在全省的大小湖泊附近，有志于湖泊保護的村民、教師、退休干部、企業負責人等，走上了民間“戶主”的巡湖之路，一旦發現污染源或排污口，直接向當地行政湖長或水務、湖泊部門反映，形成對湖長制的有力補充。

頒布湖泊保護條例，成立湖泊局，給湖泊上“戶口”，探索湖長制，湖北的湖泊保護沒有止步，“動真格”的變化正在“千湖之省”上演。

2018年4月16日，梁子湖東岸的周胡淡村，湖岸上一只打漁的木船，靜靜地躺在岸邊的草叢中，一小塊破舊的漁網，殘留在不遠處，三只水鳥發出清脆的叫聲，在湖邊追逐嬉戲。而在幾年前，這片湖面上鋪滿了漁網。

近些年，這樣的場景和變化，發生在湖北省的大小湖泊中。2016年，一場湖泊“拆網”攻堅戰在湖北省全面鋪開。湖北省要求在2017年4月前，全省主要湖泊內用于投肥養殖的圍欄圍網，要全部拆除，“拆網”不力的干部將被問責。如今的梁子湖，已難覓漁網和竹竿的蹤跡，開闊的湖面上，從湖心到湖邊，泛起一圈圈漣漪。

200多公里外的洪湖，過去62萬畝的水面，被圍網占據了大半，如今圍網已經全部永久性拆除，漁民和生產生活設施，全部撤離了自然保護區，“洪湖水浪打浪”的美景重回人們的視野，不再是遙遠的記憶。

近兩年，梁子湖東岸的東溝鎮發生的變化，更是鄂州市以壯士斷腕的決心修復梁子湖生態的一個真實寫照。

被稱為“楚天珍珠第一鎮”的東溝鎮，從20世紀80年代引入珍珠養殖技術。東溝鎮黨委書記趙倫泉介紹，由于養珠收入是種田的6倍，畝收入可達五六千元，梁子湖面上很快掀起了一股養珠熱潮。

30多年間，梁子湖區珍珠養殖面積曾一度超過5萬畝。東溝鎮就有3.6萬畝，珍珠養殖也成為這個鎮子的支柱產業，養殖戶達到3650戶，全鎮珍珠年產量達到80噸，產值1.1億元。

然而，一些養殖戶為了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向湖中投放大量肥料，造成大量有機物沉積湖底，導致水體富營養化。

2016年11月，梁子湖區決定全面退出珍珠養殖，引導養殖戶進行產業轉型。

梁子湖區農林水產局局長邱崇華介紹，近年來，梁子湖區推進湖邊崗地退耕還林，500平方公里范圍內退出一般工業，環湖村莊全部安裝污水凈化設施，開展村塘生態治理，從岸上到湖中，進行湖泊的全流域生態治理與修復。

大力度退田還湖、退漁還湖，經濟發展讓位于湖泊保護，構建全流域生態保護系統，梁子湖的治理成效，成為湖北省推進湖泊保護與生態修復工程的一個縮影。

給湖泊上“戶口”之后，從制度設計到重拳出擊，湖北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行動，守護“千湖之省”碧水長流，喚回“千湖之美”。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