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各類社會矛盾糾紛逐年增多，且呈現多樣化、復雜化的發展趨勢。在治安管理實踐中，原《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亟待修訂和完善的問題，呈現在公眾眼前。

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二次審議稿公開征求意見，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在明律所”)楊在明、馬麗芬、聶榮、楊念平、梁紅麗、閆會東等多名律師對此撰寫提交了《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立法建議稿》，針對草案中涉及的內容，共提出了十二條修改意見。

在群眾立場上思考法律

《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引發關注的原因，核心原因在于與普通公眾之間的密切關聯。百度百科的數據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詞條統計瀏覽次數高達1047.24萬次。

這部與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以來，經2012年《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決定》的修正后，一直未有更新。今年6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7月二次審議稿發布，均引發較大反響。

兩次修訂涉及諸多方面，體現了立法者對社會治理、公民權益保護的深入思考。而律師作為法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同樣也擁有參與立法的權利和相關責任義務。其中，刪除立法上不易界定或在執法中難以把握的表述，便是在明律師建言過程中關注的焦點之一。

例如，針對《修訂草案》中的第二十一條：“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自愿向公安機關如實陳述自己的違法行為，承認違法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在明律師認為，違反治安處罰的主體除了公民外，還有可能是法人或其他組織，因此應當在“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后增加“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對于原《修訂草案》中的第九十三條：“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在辦理治安案件時，對涉及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或者個人信息，應當予以保密。”在明律師建議刪除“或者個人信息”。律師認為，個人隱私與個人信息屬同一范疇，且在其他法律法規中，保密的對象應當為個人隱私，公安機關在行使權力過程中，保密的對象應當與其他法律法規規定的保密對象保持一致。

此外，草案第一百零二條第三款中擬定，“檢查婦女的身體，應當由女性工作人員或者醫師進行”，在明律師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婦女”在多個法律文獻和司法解釋中往往指代已滿十四周歲的女性，而“婦女”一詞顯然無法涵蓋未成年女孩這一群體，建議將“婦女”修改為“女性”。

以實踐反哺立法建議

《治安管理處罰法》從“修訂草案”到“二審建議稿”亮點頗多，但條款仍需要進一步打磨至明確化、規范化、具體化。在此背景下，在明律所長期服務于征收領域的“強實踐”優勢，使其得以在立法修法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與時俱進。

在明律師的實踐優勢一方面源于業務領域。作為長期深耕行政法的專業大所，在明律師對立法原則、處罰種類、處罰范圍及幅度對法律實踐的影響尤為敏感。

本次在明律師便指出，“草案”原第六條第二款“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應當公開、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的規定，應將“及時”作為實施治安管理處罰的要求之一。在實踐中，及時性體現了對查處治安案件效率要求，“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應當公開、公正、及時，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更利于當下的治安管理。

又如，在明律師建議，本法的第十一條第二款應明確退還被侵害人的時限規定，僅規定“違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財物，追繳退還被侵害人;沒有被侵害人的，登記造冊，公開拍賣或者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處理，所得款項上繳國庫”并不完善，因為實務中存在辦案機關未及時將查獲的違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財物返還受害人，受害人又因缺乏有效的救濟途徑導致無法獲得有效解決的情況。

據了解，《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立法建議稿》已是在明律師今年第三次參與的立法修法工作，這也是在明律師一貫以來的執業傳統。早在2016年，在明律所主任楊在明便得到“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暉親筆題寫的“中國律師參與立法第一人”的美譽，這種積極參與立法、踐行社會責任的精神持續鼓舞了在明律所無數新、老律師。

今年年初，在明律師圍繞“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制度下的土地承包權問題提出立法建議;今年6月，《市場監督管理信用修復管理辦法》公開征集意見，6位在明律師再度為新法建言獻策;而圍繞《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征詢工作也在持續中。

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在明律師期待為建設法治社會貢獻力量，更期待修訂后的法律能夠為社會生活帶來更多公平、正義與安全。

(在明律所創始合伙人，自左到右分別為梁紅麗、馬麗芬、聶榮、楊在明、閆會東和楊念平)

(新媒體責編：w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