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湖南省沅江市某小學六年級學生吳某康，持刀瘋狂殺害了自己的母親，引起社會震驚和廣泛爭議。由于是未成年人，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12歲的吳某康目前已經被釋放。有關他重返學校讀書的問題，引發了其他家長的強烈恐慌和反對，人們生怕“他到學校里又犯事”。當地警方有關負責人無奈地表示，“他這么小，我們不可能把他怎么樣。”就持刀將母親殘忍殺害，如此惡劣的犯罪行為，恐怕連小說家都不敢這么寫，足見吳某康的罪行已惡劣到令人發指的程度。然而，更讓一些當地人和學生家長不可思議的是，這名弒母少年幾乎沒受到任何懲罰和約束，眼看就要重返校園。可以說，此事引起當地不少人和其他家長的強烈恐慌和反對，確在情理之中。有關部門應該反思并所有作為，讓這種作惡少年受到應有懲戒和教育，而非一放了之，放任其威脅公眾安全，加劇公眾恐慌。

根據刑法，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等特殊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也就是說，未滿十六周歲的人有嚴重“犯罪行為”，但又不能給予刑事制裁的，可由政府收容教養。

早在1956年，我國就出臺了有關“少年犯收容教養”的規定，但在實踐中，對這些作惡未成年人的收容教養卻難以落到實處。當前，很多地方已經沒有了工讀學校等收容教養場所，關于什么樣的作惡未成年人應該被收容教養，該履行什么樣的法定程序，收容教養期限多長，收容教養機構有權施加何種教育懲戒措施等等，都缺乏明確的規定，更難以有嚴格的執行。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對作惡未成年人的收容教養存在空白、流于形式。一方面是無需承擔刑事責任，另一方面是幾乎沒有收容教養，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相當于作惡者幾乎受不到實質性的懲戒教育。有的時候，未成年人的身份甚至成了一些人大肆為非作歹、蓄意行兇作惡的“護身符”。

在這種背景下，對一個弒母少年重返校園，人們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擔心和提出質疑，因為誰也不想讓自己的孩子，與一個作惡后未受懲罰、未經矯正不知其是否已經改過自新的人相處交往。人們有這種擔心和質疑，并非出于歧視和偏見，而是普通人的自我保護本能使然。

當然，其他家長表示不安和質疑，并不意味著要對未成年人吳某康一棒子打死，任其游蕩社會，不再接受任何教育，而是想表明人們的一種態度——對此類犯下嚴重罪行但又不能施加刑事懲戒的未成年人，理當依法對其實施收容教養，以強有力的措施對其進行心理干預、行為矯正和適當懲戒，以促使其認識錯誤，改過自新，幫助他重新養成規則意識、責任意識，明白什么是錯誤的，哪些底線不能突破，避免在錯誤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只有這樣，才是對受害人負責，對施暴者負責，對社會公共安全負責。

必須強調，在校園霸凌事件和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斷發生，刑罰難以有效規制的背景下，不能再讓未成年人收容教養制度流于形式了。相關部門理當重視起來并有所作為，盡快讓作惡未成年人收容教養制度落到實處，讓那些學校老師難以管教、其他家長不敢讓孩子與其同校學習的嚴重問題少年，受到應有的懲戒、矯正和教育。這樣才能有效紓解公眾的不安和焦慮情緒，也才是對未成年人權益全面有力的保護。

(新媒體責編：wb001)